股价狂飙之下，在港获牌交易虚拟资产已成为近日中资机构逃不开的话题，包括国泰君安国际、天风国际都已升级至相关牌照。也由此，行业及市场视角也关注到一个话题，中资券商在虚拟资产交易服务领域的突破，正推动其跨境业务向多元化和数字化方向升级。
中资券商跨境业务如何迈向下一程？财联社记者最新获悉，日前，中证协发布最新一期《传导》，内容是中证协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所撰写的《中资券商跨境业务能力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研究报告梳理了中资券商跨境业务发展的整体情况，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进一步思考并展望我国证券行业跨境业务的未来发展路径，具有参考价值，从中也体现了部分监管思路。
也正在这篇研究中已明确建议，可以探索中资金融机构有序开展境外虚拟资产业务，香港财富管理市场需求强劲，投资者对虚拟资产配置需求强烈，同时虚拟资产为全球资金提供多元配置选择，协调推动香港建设为虚拟资产枢纽。
这篇研究报告近万字，先看核心结论：
一是，中资券商国际业务模式继续向多元化转型。通过业务模式横向开拓，在投资银行、机构经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多领域发力，相比于依靠市场行情带来的被动资产增长，逐步实现主动资产增长，通过“投行+投资”的方式在满足国际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对冲交易等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分享海外市场发展带来的收益。
二是，中资券商国际业务存在真切痛点。主要有几个方面：资产规模与国际一流投行差距较大；境外布局进展较慢，国际客户覆盖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提高；业务结构不均衡，产品丰富度不足；人才储备欠缺，管理体制、信息技术系统等尚未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头部中资券商国际化业务营收占比为20%至30%,其中来自国际客户的收入贡献比例相对更低；而国际领先投行国际收入占比高达40%。
三是，中资券商跨境业务正面临机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加了中资“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的需求，国家加大了对相关项目的投融资政策支持力度，证券交易所与沿线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合作加深，促进了货币联通程度提升。全球资产配置需求的增长和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促使中资券商提升跨境交易能力，服务境内外投资者。中国企业出海步伐加快，为中资券商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其在服务本地企业出海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也带动了券商境外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包括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熊猫债融资、人民币套保境外商品期货以及拓展北向跨境交易使用离岸人民币结算等方面。
四是，中资券商跨境业务也正在迎来挑战。国际形势复杂，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与国际制裁导致市场波动，影响跨境业务；现行外汇管理制度对跨境业务的支持有限，资金跨境受限，流动性风险增加，跨境证券监管存在漏洞；跨境数据风险管理面临困境，境外数据保护法规阻碍数据获取，制约集团化风险管理，增加客户成本，影响一体化服务。
观点一：中资券商跨境业务发展存在痛点
报告显示，我国头部中资券商国际化业务营收占比为20%至30%,其中来自国际客户的收入贡献比例相对更低；而国际领先投行国际收入占比高达40%，中证协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归纳具体原因成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产规模与国际一流投行差距较大。资本实力已成为制约我国证券公司改革创新、国际化发展以及进一步做优做强的主要瓶颈之一。
第二个方面，境外布局进展较慢，国际客户覆盖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提高。国际一流投行大多覆盖30至50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兴市场均有较为广泛且深入的布局，但因境内外监管审批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中资证券机构普遍境外布局进展较慢，覆盖国家和地区数量仍然较少。同时，我国境内大部分证券公司的跨境资管业务局限于QDII与港股通等“走出去”业务，展业形式相对单一。在“引进来”方面，尚未能捕捉到大量外资直接入境配置中国资产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业务结构不均衡，产品丰富度不足。在境内外利差环境下，一方面中资券商在出海展业中享受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期，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业务逻辑惯性，导致跨境业务模式相对单一。中资券商在产品及服务种类、跨区域业务联动、业务结构的抗周期能力和通过跨市场、跨场所、跨区域、多品种进行资源配置和风险对冲的能力较为有限。
第四个方面，人才储备欠缺，管理体制、信息技术系统等尚未与国际接轨。具体来看，国际化人才方面，国际领先投行境外员工占比基本高于30%,而中资券商中境外员工占比最高的也仅约10%,且大多布局在香港，国际化人才储备存在较大差距。管理模式方面，多数中资券商的国际业务管理模式不清晰，客户信息、业务数据在各业务条线、各区域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共享，无法向客户提供区域协同乃至全球协同的综合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方面，中资投行信息系统大多由第三方提供，国际投行的信息系统大多自建并沉淀多年，能支撑其复杂的全球业务，且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此外，中资券商在互联网交易系统、财富管理系统、衍生品系统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业务交易效率和客户体验，同时也限制了机构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此外，随着网络安全威胁日趋严峻，中资券商也需要进一步增强信息系统安全性和在受到威胁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不过，目前中资券商展业情况如何？实际上，具体到各个业务条线颇有看点。
投行业务方面，中资券商凭借对行业前景的研究及境内外监管协同优势，逐渐占据香港IPO市场主导地位。
固收业务方面，聚焦跨境债券交易、衍生品及熊猫债发行，服务客户覆盖亚太、中东、欧美等地主权基金及各类金融机构。
股票业务方面，通过全球交易网络实现7×24小时覆盖，依托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等工具为境内外客户提供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服务，头部券商凭借资本实力持续领跑。
资管业务以QFII/QDII双线驱动，受益美联储降息周期，美元债配置需求激增带动QDII规模大幅攀升。
财富管理业务方面，以香港为枢纽，向新加坡、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拓展服务体系，深化国际布局。
私募股权业务则跟随中国产业优势，在欧美、日韩、中东等区域设立跨境基金，聚焦硬科技、大健康及新消费领域，助力企业出海。
观点二：中资券商跨境业务面临的若干机遇
同样的，《中资券商跨境业务能力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全面梳理了中资券商跨境业务面临机遇，这颇为重要。
机遇一体现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中资“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的需求日益凸显。中资券商应充分发挥投融资职能，把握合作机遇，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第二大机遇体现在全球资产配置需求日趋旺盛，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深化。中资券商应积极服务境内外投资者持续攀升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全面提升跨境交易能力，并充分利用自身“中国专家”优势吸引外资。
这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跨境衍生品业务，帮助企业对冲原材料、利率、汇率等价格风险，满足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求。二是发展多市场交易模式，提升跨境交易能力及效率。以“一站式”产品超市的创新解决方案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三是利用“中国专家”优势，迈向“全球资产管理专家”。中资券商应搭建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投资、销售和中后台团队，帮助中国投资者配置优质海外资产，并吸引外资投资中国。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出海为中资券商国际业务带来新机遇。近年来，包括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业、高科技等行业的中资企业加快出海步伐，“新制造”“大健康”等重点产业主题成为中资企业出境并购驱动力。境外上市融资、跨境并购等全球资本运作需求也随之增加，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建设提供了更广阔的业务机会和发展空间。中资券商深耕中国市场、服务本地企业出海的能力是其他国际一流投行难以具备的比较优势。因此，中资券商应在国际业务拓展过程中以跟随中国企业出海为抓手，以服务中国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为发展重心，进行前瞻性布局。
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带动券商境外人民币业务发展，这样同样是机遇所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4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约64万亿元，同比增长23%。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再创新高，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具体来看：一是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作为境外以人民币进行融资和投资的主要场所，成为推进经济外循环的重要阵地，满足国际投资者需求，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和使用的范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二是境外企业对于发行熊猫债的意愿上升。发行熊猫债可以帮助国际发行人拓宽融资渠道，助力其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度；另一方面，自2022年4月以来，中美利差出现倒挂，熊猫债的融资成本低于一般境外融资，可以帮助发行人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三是助力实体企业以人民币套保境外商品期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企业对于生产使用的原材料套期保值需求较大。推动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境外商品期货套保，可以减少汇率和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拓展北向跨境交易使用离岸人民币结算。目前所有北向的大宗商品收益互换产品，客户均以美元作为抵押品，并以美元进行结算。但近期出现客户希望使用离岸人民币进行结算的需求。如果未来政策支持进一步拓展北向跨境交易采用离岸人民币在境外结算，或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观点三：中资券商跨境业务面临的若干挑战
在挑战中寻找发展机遇，这也是中资券商必须解决的课题。《中资券商跨境业务能力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研究》至少提及了三点挑战。
首先是国际形势复杂，对中资券商境外展业带来挑战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较高不确定性，中资券商在境外股票和债券市场均面临多重挑战。地缘政治、国际制裁等外部冲击导致海外市场波动，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境外投融资需求，跨境业务可能会受阻。例如，关键技术领域跨境交易数量下降，中企投资高科技产业受西方国家干预；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波动较大，市场投资者情绪较为谨慎，部分中资美元债国际投资者流失，可能导致认购需求不足、发行规模缩水等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跨境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仍存在较大制约。一是现行外汇管理制度对中资券商跨境类业务的支持和兼容性尚有提高空间。与境外主体进行外币结算是中资券商开展跨境类业务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开立境外外币资金账户及跨境结算额度等政策不明确，导致中资券商跨境交易存在资金清算障碍。中资券商无法灵活进行本外币资金兑换，限制业务场景及发展潜力。
此外，资金跨境受限，跨境业务外币资金来源不足，可能导致流动性风险。中资券商境外子公司通常通过举债满足对冲资金需求，但融资利率高，难以维持大的流动性储备池，存在流动性风险。三是中资券商暂无法开展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业务。受账户体系和产品供给约束，代客业务落地困难，境内缺乏外币资产匹配投资需求，券商无法在境内直接发行外币产品。四是跨境证券监管存在一定挑战。实践中，在境外债券市场上，存在部分股权结构不清晰、风控体系不健全的机构通过境外公司获取券商牌照，在境内营销低资质客户，影响企业信用和持续经营能力，对行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跨境数据风险管理存在挑战，这也需要得到重视。近年来，数据跨境风险越来越成为横亘在中资券商拓展国际化时不得不面临的新兴障碍。如受制于境外数据保护相关法规要求，中资券商母公司对境外客户信息等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障碍，导致集团化风险管理受到一定限制；由于境内外对客户信息跨境的限制，不仅大大增加客户境内外开户、交易、投资等成本，不利于客户体验，而且中资券商更难以打通境内外一体化平台为客户提供整体服务。
观点四：中资券商跨境业务能力建设政策建议
也在研究报告中，中证协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给出了资券商跨境业务能力建设政策建议。构建跨境监管协同机制，加强同业沟通，是委员会给出的第一大建议。
一是推动国际监管协调，实现双向对等开放。针对当前西方国家对中资券商在当地开展业务存在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壁垒和限制，加强国际监管沟通和协调。
二是加大支持中资券商在海外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并相应开展业务，简化跨境资本运作流程。境外子公司层级方面，考虑到随着境外业务拓展与多元化，中资券商可能需要通过搭设多层级的实体架构，平衡兼顾规范经营、风险隔离、税收筹划、便利交易等多方面需求，“走出去”面临的情形较为复杂，建议相关部门就跨境架构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与支持。跨境资本运作方面，在境外融资、并购、资本运作上，建议给予总体管控到位、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券商更多便利，如对中资券商境外子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首次设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等事项也采取事后备案；对重大的境外资本运作项目，形成跨部委协调机制，提高审批效率。
三是加强同业沟通机制。建议推动加强头部中资券商与境外同业机构的合作交流，通过境内外合作学习，积累更多的交易经验，提升中资券商的综合能力和跨境服务能力。此外，建议向头部中资券商开放更多沟通渠道，及时传达贯彻最新监管政策和导向，充分发挥头部机构的先锋带头作用。
加强投资资金跨境便利，深化跨境联通机制是中证协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给出的第二个建议。
一是建议监管机构推动协调外管局准许部分实力较强的中资券商在指定的国有银行开立跨境业务专项结算账户(包括在岸、离岸人民币和外币账户),通过专项账户进行跨境业务项目下的结算、支付、换汇等业务，促进境外中资银行同券商的业务合作，提升流动性来源的安全性。
二是建议逐步放宽南向、北向跨境业务规模临时管控额度限制，放宽跨境衍生品业务规模临时管控措施。随着境内外投资者对跨境投资整体关注度逐渐提高，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求逐步旺盛，可针对交易规模较大、综合服务能力较强、具备跨境牌照的一级交易商，率先取消跨境场外衍生品业务的额度限制要求。其中，南向跨境业务主要帮助境内投资者交易海外股票，实现资产配置的需求，给包括港股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提供了增量的流动性，同时也给境内的投资者做多中国市场提供了多种风险管理工具。北向跨境业务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的重要渠道，能够吸引更多境外资金入市，境内券商也能通过和境外的交易对手平盘交易，更好地管理A股的场外衍生品风险。
三是持续深化跨境联通机制。稳步推进“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现有互联互通机制的覆盖范围，增加可交易的证券种类和数量；优化交易机制，针对QFII和互联互通机制推出覆盖更多A股标的宽基指数期货、期权，以及个股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满足境外投资者A股对冲需求。在已开通北向互换通的基础上，推动南向互换通的开通，以期实现更为全面和均衡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此外，推动探索建立新的互联互通机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建立直接连接，拓宽资产配置选择范围。
中证协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认为，还应该鼓励跨境投融资项目创新，开展跨境金融创新试点。具体举措包括，在符合资本市场发展方向的复杂产品及高端服务领域，允许一部分有能力判断和控制风险的中资券商试点开展创新业务，通过实践锻炼能力、积累经验、培育队伍，实现国内市场在产品、功能上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更好地应对外部竞争，真正获得支撑中资企业“走出去”所须具备的业务能力。
中证协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还提到，可以促进资本市场交流，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一是促进内地交易所与境外交易所的沟通交流。一方面，加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交流，深化和拓展互联互通机制，发挥香港作为中资企业海外投融资中心的优势。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海外其他交易所的联通，包括与东南亚、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交易所建立和扩大市场联通机制，开展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路演，积极推广金融产品和服务，向境外投资者介绍中国优质资产和互联互通机制优势。
二是优化在港中资券商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大湾区一体化优势。支持中资券商以营销推广、研讨会、高峰论坛等多种形式推广金融产品和服务。在服务跨境投资需求方面，推动实行香港券商为符合条件的内地居民(例如大湾区居民)开设香港投资账户试点。加强大湾区从业资格互认和支持异地展业，进一步提升两地从业资格互认程度，使内地居民能够享受更为专业的跨境理财分析和咨询服务。允许香港金融机构将中后台职能布局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推动建立“大湾区金融数据枢纽”,深化中后台职能的跨境协作。探索中资金融机构有序开展境外虚拟资产业务，香港财富管理市场需求强劲，投资者对虚拟资产配置需求强烈，同时虚拟资产为全球资金提供多元配置选择，协调推动香港建设为虚拟资产枢纽。
三是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重点在于发展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市场和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并以此带动和扩展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协调推动在港扩大发行人民币债券，吸引符合资质条件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主权机构(SSA)来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在主权评级与资质允许的条件下，将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性贷款部分置换为风险与成本相对可控的主权债务，化解相关债务的同时助力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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