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重心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外源动力转向内生动力的深刻变革，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经济大省作为稳定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压舱石”，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既要率先突破自身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也要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方位
与经济大省的战略角色
理解“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这一模式的战略意义，需要将其置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来审视。
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供给能力转向有效需求。过去，我们面对的是“短缺经济”，经济增长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生产能力，投资驱动是必然选择；今天，大多数领域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市场需求成为决定生产方向的主导力量。这一转变意味着，单纯依靠投资扩张、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难以为继，必须建立起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宏观环境看，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也加剧了模式转换的紧迫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产业链重构加速，过去那种高度依赖外需、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发展模式，不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也难以支撑大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也是大国经济成长的普遍规律。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在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从外需依赖向内需主导的转型，我国也不能例外。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发展模式的构建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落脚点。所谓内需主导，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外部转向内部；消费拉动，强调的是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引擎作用；内生增长，强调的是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制度创新驱动发展。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指向一个更具韧性和自主性的经济体系。
经济大省在这一转型中具有特殊地位。从体量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六成，稳住经济大省就稳住了基本盘；从结构看，经济大省往往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先遭遇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的“天花板”；从改革看，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体制机制相对灵活，具备率先突破的有利条件。这意味着，经济大省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不仅要“挑大梁”稳住基本盘，更要“蹚新路”探索新途径，在先行先试中为全国积累经验。
经济大省在新发展模式构建中的
实践路径
经济大省要实现在新发展模式构建中走在前、作示范，关键在于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实践路径。从“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内在要求出发，需要在畅通循环、释放需求、培育动能三个层面系统发力。
以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牵引，畅通国内大循环。内需主导的前提是市场体系的统一和开放。当前，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仍然存在，直接推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制约了内需潜力的释放。经济大省应当带头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重点是推动市场准入制度统一规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流动性，并加强市场监管协同，着力治理恶性竞争，提升市场监管的统一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经济大省要发挥自身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的优势，在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以释放最终消费潜力为重点，重塑需求结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拉动力，是内需主导型模式的标志性特征。经济大省人口集中、收入水平较高、消费市场广阔，在释放消费潜力上具有天然优势。释放消费潜力需要从“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三个层面系统发力。“能消费”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经济大省应当在收入分配改革上率先探索，完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健全低收入群体增收长效机制，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敢消费”的关键在于社会保障。经济大省财力相对雄厚，应当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上率先突破，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网络，切实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愿消费”的关键在于供给创新。当前消费结构正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演艺经济、赛事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的兴起表明消费需求正在分化升级。经济大省应当顺应这一趋势，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打响地方消费品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以强化创新驱动为根本，培育内生增长动能。内生增长的本质是创新驱动。经济大省大多是科教大省和创新高地，将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关键在于打通“四链融合”的堵点。在创新链层面，要主动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在原始创新上勇闯“无人区”，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突破。在产业链层面，要坚持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持续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资金链层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环节，创新投融资模式支持科技型企业成长。在人才链层面，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营造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
以更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内需主导不是封闭的内部循环，而是在开放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经济大省过去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转型同样离不开开放。但开放的形态需要与时俱进——从被动嵌入全球分工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制定，从依靠低成本优势转向依靠技术品牌优势，从单向引进外资转向双向投资布局。经济大省要发挥开放前沿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在更高水平开放中获取创新资源；要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拓展发展空间。
支持经济大省率先构建新发展模式的制度供给
经济大省在新发展模式构建中的探索，需要国家层面的有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支持不是简单的资源倾斜，而是通过改革授权、政策协同、环境营造，为先行先试创造更好条件。
赋予更大的改革探索空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许多问题在地方层面难以突破，需要国家层面的授权和支持。可以考虑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选择具备条件的经济大省开展系统性集成改革试点，允许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先行先试。
优化宏观政策协同机制。内需主导型增长涉及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单靠某一个部门的政策难以奏效。国家层面应当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取向一致性。对于经济大省提出的合理政策诉求，建立快速响应和协调解决机制。
完善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经济大省构建新发展模式，需要与优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统筹考虑，在科技创新、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方面，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经济大省合理布局，加强跨区域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经济大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作者：杜伟杰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高级经济师；金通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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