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语境下，“反内卷”正从一项行业共识上升为具有制度约束力的宏观治理议题。
1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并首次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强调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和规则统一。与以往侧重“综合整治”不同，此次表述将“反内卷”升级为“深入整治”，政策指向更为清晰——引导产业竞争逻辑由低水平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效率和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
这一信号在汽车行业率先得到呼应。12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合规指南》），对汽车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价格行为作出系统规范，直指近年来行业内频繁出现的恶性价格战、变相降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从时间节点看，该文件被视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重点行业的具体化落地。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比亚迪、小鹏汽车、长安汽车等多家车企相关负责人处获悉，上述企业已明确表态支持相关政策方向。在行业层面，“反内卷”并非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反内卷”已成为车企间的普遍共识，企业对无序价格竞争长期侵蚀行业健康发展的担忧由来已久。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从现实运行看，价格战并非单纯的定价选择，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产能扩张带来的规模摊薄压力、渠道库存消化周期、上市公司业绩兑现节奏等因素，往往共同推动企业陷入以价格换销量的路径依赖。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价格行为规范，能否触及问题根源，仍有待观察。
监管“出手”划底线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后，监管层迅速给出制度回应。
12月12日下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合规指南》，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文件的亮相，便引发汽车产业链与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从内容看，《合规指南》并非针对单一价格行为的“点状修补”，而是试图对汽车产业价格体系进行系统性校准。文件覆盖从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多个环节，对企业定价决策、价格执行以及销售行为提出明确合规要求。尤其是在新车销售端，《合规指南》将治理重点放在未按规定明码标价、虚假促销等市场长期反映强烈的问题上，释放出强化终端价格透明度的明确信号。
围绕行业最为敏感的价格战，《合规指南》第十条作出针对性约束，明确指出，汽车生产企业除依法对积压商品进行降价处理外，如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谋求市场独占为目的实施相关价格行为，将面临重大法律风险。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出厂价低于生产成本”“通过规格、等级错配等方式变相降价”等九类典型情形，直指部分企业在价格竞争中频繁游走于合规边缘的现实做法。
在监管信号明确之后，头部车企率先给出回应。比亚迪方面向记者表示，公司坚持长期主义，将以《合规指南》为指引，持续完善价格管理与合规体系建设，严格规范价格竞争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并杜绝任何形式的价格欺诈与不正当竞争。其表态中特别强调，将通过示范效应推动行业形成协作共赢的发展生态。
长安汽车亦对《合规指南》表示“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相关负责人指出，企业始终坚持以产品升级和服务优化参与市场竞争，认为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执行层面，长安汽车将把《合规指南》作为重要遵循，持续强化内部价格合规意识和合规文化建设，以依法经营、诚信守规维护行业竞争秩序。
作为智能电动汽车领域的代表企业，小鹏汽车同样对政策方向给予积极评价。小鹏汽车相关负责人认为，《合规指南》从价格决策机制、内部监督、厂商关系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个维度，为企业构建了较为清晰的运营框架，有助于引导行业将竞争重心从短期价格博弈，回归到以技术、品质和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创造。公司表示，将以此为参照，系统梳理并优化自身价格管理体系，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反内卷”并非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而是行业共识与监管导向逐步叠加的结果。
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多位车企高管已对无序价格竞争的长期风险发出警示。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曾指出，恶性竞争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削弱研发投入能力，最终将损害产品质量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基础。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则判断，未来行业竞争的重心将从价格转向配置和技术，尤其是智能化能力。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也直言，当前汽车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竞争，亟须在企业自律的基础上加强监管，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走向更有序的发展轨道。
结构性压力待解
多位行业研究人士向记者指出，现实中的价格战并非企业一时的定价冲动，而是多重结构性约束叠加后的结果。在产能快速扩张阶段，规模摊薄成本的压力与渠道库存消化周期相互交织，再叠加上市公司业绩兑现的时间窗口，往往促使企业选择以降价换取销量，逐步形成路径依赖。一旦行业整体陷入这一逻辑，个体企业即便意识到价格战的长期风险，也难以轻易抽身。
王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合规指南》主要聚焦反价格欺诈、反价格串通等明显违法行为，属于对市场秩序的“底线治理”。其现实意义在于遏制恶性竞争的极端表现，但要真正缓解汽车行业的内卷压力，仍需更具系统性的制度配套。“价格战的根源在于规模摊薄成本、库存压力等结构性问题，如果这些矛盾长期得不到疏解，企业可能会转向更隐蔽的变相降价方式。”王鹏表示。
在王鹏看来，治理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压制价格行为，而在于改变企业决策的外部环境。通过建立产能预警机制、推动成本与供需信息的适度透明，引导企业理性扩张、合理安排产销节奏，才能促使竞争重心从价格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品质和服务能力。当行业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反内卷”才有可能从政策约束转化为市场自觉。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则从制度功能角度作出补充分析。他认为，结构性压力确实是价格战的重要诱因，但《合规指南》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直接干预企业定价，而是通过明确规则边界，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底线。相关条款所针对的，主要是显性、可识别的违法违规行为，虽然属于表层治理，却是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高政扬提出，若要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降价行为，需要配套机制协同推进。一方面，应完善行业产能信息指引与预警体系，优化产销匹配与渠道库存管理，通过更透明的市场信息发布，降低企业为冲刺销量而盲目降价的冲动；另一方面，应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引导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来降低成本，而非依赖压价维持利润空间。上述机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产业政策、监管执法与企业自律形成合力，构建兼顾合规底线、市场调节与长期导向的组合式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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